“我希望通过一种市场的方式，来整合更多优质的资源，更快更好地将研究所内基础研究的成果迅速转化为开发性研究的原创性成果。上文所提到的的研发团队组成、研究经费来源、研究场地的限制等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应该都可以有效被解决。”

2010 年王勇到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中科院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从研究微生物合成生物学转向植物合成生物学，主要研究药用植物活性成分的生物合成。

第一，落地产业化过程中最需要的是组建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但研究所中的研究主体是研究生，在上述培养机制之下，相比于造福于人，发论文拿学位对于研究生来说是第一要务。而且对原创性产品的开发，需要在早期做到绝对保密，但现行的研究生培养制度要求研究生与人交流，他们要参与开题报告、终极考核、专业领域会议，原创的保密制度无从谈起。

第二，除人才外，实验室面积有限、资金来源受限等都影响了体系内产品的原创性研发，所以一般最终都只能通过对外成果转化来实现产品落地，但对外成果转化的过程也困难重重。对于生物技术类产品来说，外部企业更关注大规模生产过程中的各项指标与成本，但在原有的研究经费、人员下，要想达标并非易事，而即便能够实现转化，最后能拿到的资金也十分有限。

其中甜菊糖在2018年被推出，产品能落地、有市场竞争力，颠覆了传统的种植提取行业，王勇团队也成为了全球最早在该方向将FDA流程走完的研发方，之后团队将专利授权给创业企业盈嘉合生，盈嘉合生在今年3月获得毅达资本投资。

发展了20年的合成生物学在近两年终于收获了市场的热切关注，国内关于合成生物学的投资相比于最初痴迷于对赛道的押注、对学术背景的看重，如今的资本市场开始更理性思考行业所面临的问题。

目前国内在本科和研究生人才培养上，出现了工科教育过度理科化的倾向：工科教育和训练相对被弱化，考核围绕着高分的SCI论文这一导向。进入到生物产业界的人才大多都接受的是理科训练，其属于发论文、讲故事的一把好手，也往往更容易获得投资人的青睐。

总结来看，中国有制造业的基础，有产业升级的内在需求，我国有机会在这场技术大革命中，摆脱“虾米”的身份，但前提是我们需要调整好人才培养的机制，解决原创不足的问题。

作为一位生物工程学家，王勇除了长期的科研研究，还进过工厂，下过车间，在他看来合成生物学技术或者产品落地，往往并没有外界所认为的那么高大上，“一个酵母生产青蒿酸的车间中，生产设备、车间工人等所有的生产现场，其实与用酵母生产酒精的车间并无较大差异。区别在哪？酵母进化了亿万年也无法生产青蒿酸，该项能力由人所赋予，这就是合成生物学对细胞的设计和构建能力。但是如果要落地，涉及到的则又是非常朴素的东西。”合成生物学应该服务于人的需求，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发表优质论文只是一个方面。

在临贤生物创始人兼CEO王勇看来，过去我国一直处于制造业产业链的底端，合成生物这种颠覆性技术的出现给了我们逆风翻盘的机会，而只有同时兼具原创与工程化的能力，才能真正抓住机遇。

临贤生物所原创的a-糖苷酶抑制剂 I-1是一个新的结构，其活性是阿卡波糖的近600倍，除了抑制糖的分解，它比阿卡波糖多了抑制肠道中脂肪酶活性的功能，目前临贤生物的分子在对脂肪酶活性的抑制上，可与脂肪酶抑制剂中最好的药物奥利司他持平。

谁才能解决问题？关于“要投科学家还是工程师”一度也成为了困扰投资人进行决策的难题，“合成生物学不只是生命科学的事，本质上是工程科学，涉及生物、化学、工程、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的交叉，只有生命科学的理科训练远远不够。”

“我们常说合成生物学是颠覆性技术，可过去20年似乎什么也没被颠覆，许多投资人期待看到的那种特别‘哇塞'的场景并没有出现，泡沫倒是出现了不少。合成生物学本质上是对传统生物制造业的一次大升级，这个升级不只是我们在生物制造业中多么自动化和智能化，更重要的是合成生物学提升了我们对细胞的设计和构建能力，这种能力最终应该转化为我们对生物技术产品的原创能力，原创是我们转型升级的最重要标志，